首先我得感谢人类学“少帅”剑波老师，让我有机会在青年人类学沙龙这样一个场合倚老卖老，分享自己人类学之旅的体会和心得。
我与人类学的最初缘分来自30年前在英国利兹大学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经历。当时我作为复旦英美文学专业大三学生，有幸获得人生第一次海外游学和猎奇的体验,无意之中为自己播下了一颗人类学的种子。在异域经历的与“他者”互相凝视，使我发现“文化”比文学更丰富，语境（context）比文本（text）更有趣（不管是艾略特的《荒原》还是玄学派诗人的传世名作）。至今我仍难以忘怀约克郡的风土人情，尤其是那带有鲜明特征的口音和俗语。大四毕业留校后，我又去农村支教一年，在田野体验中更感受到做实地调查的乐趣，觉得“小城镇”的“大问题”实在太多（此时耳畔响起多年后沈原和郭于华老师用他们特有的腔调说出的“小城镇还真成了大问题啦”）。顺便说一句，89年过年回苏州过年与老外婆闲聊，说起当年她上小学时与费孝通同坐一条板凳的趣事。她还说“费孝通喜欢杨绛，不过杨绛喜欢伲钱家人”（必须指出，在人类学者眼里，老太太混淆了“家”作为Lineage和Clan概念的原则性区别）。我以为老外婆的八卦，未必是事实，直到10年后在北京听到沈原和郭于华说：这事谁不知道啊。后来小舅舅告诉我：外婆在读振华女中时与杨绛是同学，而且她们都是王季玉校长器重的理科和文科“学霸”（言下之意，外婆说的都是事实）。当然，不管是八卦还是“事实”，从曼大的克鲁格曼到哈佛的赫兹费尔德都会认为，是当代人类学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顺便八卦一句：如果费孝通写成的《江村经济》是一部像他老师FIRTH《我们，蒂克比亚人》一样生动的民族志作品，没准杨绛还是会青睐让民族志讲故事的老同学的吧）。
话说年初，我在接待访问复旦大学的明清文学研究权威韩南教授（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无意中谈到了自己在支教时读到的《小城镇大问题》，并就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对于转型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一次计划外的面试）。韩南自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就认识费老。他说对费孝通学术遗产的评判，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制度环境。在韩南教授的鼓励下，我申请去哈佛大学读研，并于年底作为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获得者开始在东亚地区研究专业委员会（RSEA）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并于年进入人类学系攻读博士。
我的人类学专业学习起步于硕导华如璧（RubieWatson），完成于由博导华琛（JamesWatson）负责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指导老师包括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教授。华如璧和华琛是哈佛人类学著名的学术伉俪，而华琛、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可以说是哥儿们，共同指导着几十名来自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有幸从这一特殊的“家长制”和同学网络中得到教益和激励，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年后获得学位并找到教职。
从到年，我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Wenner-Gren人类学基金会和丰田基金会资助，在上海东南社区开展以历史记忆、“士绅化”和地方转型为核心议题的田野研究，析读年代结构性变革进程中发生在上海邻里各类人员身上的系列事件，以及他们面对世纪巨变的身份认同过程和和发展策略，最终写成题为NeighborhoodShanghai的哈佛人类学博士论文（经编辑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年到年我受聘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外交学院和社会学系，讲授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理论、政治人类学、都市人类学、饮食与文化和“文化与政治”核心课程。经乔治城外交学院副院长贝蒂（Betty）推荐，我从年起在位于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国际发展部主讲发展人类学课程。这一经历为我日后写作《发展人类学概论》（年）打下了基础。
年我决定海归母校复旦大学，并获得导师华琛和凯博文的大力支持。华琛鼓励我在继续深化原来的上海城市社区历史记忆与社区发展研究的同时，更进一步聚焦于商业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三大核心来开辟复旦当代人类学的新天地。而我个人在研究实践中的角色也从独立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转向项目协调人和主持人。年秋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华琛安排我认识了英特尔“人与产品”（PeoplesandProducts）部门的研发人员。当时英特尔希望了解在中国农村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中，信息交流技术（ＩＣＴ）的普及情况。我在波士顿与他们电话沟通了2-3个小时，讲了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以及博士论文的内容。年我在回国的两周内，就在上海与英特尔研究员SusanneThomas见面，开始了与英特尔的第一次商业人类学的跨界合作。当时我的搭档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和上海大学的董国礼教授。张老师以《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成名，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极为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我和张乐天老师各自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体验可以说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所以后来我们把主要的田野地点定在了一个民工流出地城市和一个民工流入地城市。董国礼教授是阜阳本地人，对于土地流转和乡村基层治理见解独特。我们和SusanneThomas一起设计了一整套方法操作指南，来对所有参与项目的人进行培训，这样也确保了项目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去收集信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讨论出了“影随”（shadowing）的具体方法。每个项目有不同的“shadowing”的方式。比如Thomas之前的工作经历是在手机厂商从事研究，她影随的重点在于记录人们拨出和接电话的瞬间，那个瞬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动作，表情，事件等。她很北京白癜风治疗医院北京哪治疗白癜风不复发
